近代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
——读《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

【http://www.sczx.gov.cn】 【2020-05-14】 【四川政协报】

解玺璋先生的新作《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是一部历史人物随笔集,是他近两年在腾讯网“大家”栏目的专栏合集,文风平易、记叙简洁。

全书共十六篇,除写《三国志》作者陈寿、“北京城第一设计师”刘秉忠与元代戏曲家马致远外,其余文章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明末清初或清末民初。诚如解玺璋所说,两个时期有共同点,处于“以夷归夏”或“以夏变夷”的文化危机中。中国历史数千年自成一体,然当此两际,天地自然之运波云诡谲,无法用过去的经验来应对。在传统文化里熏养出来的中国文人、士子,立于智勇俱困之秋,个体命运与时代命运相互交织,值得书写、思索。

全书涉及人物不在少数,头绪纷纷,杂而不乱。从列出的脚注判断,材料主要出自正史记载、人物著作、年谱书札、今人研究等。作为历史叙事,解玺璋尽力以客观的、不预设立场的表达方式,从史料基础出发,构建可信的历史现场。从行文的笔调来看,解玺璋对历史人物的经历和痛苦绝不是冷淡的,而是贴近内心地关怀和有温度地思考。

第一篇写陈寿。首句:“史家治史,最高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是秉笔直书,实录真相。”次句写董狐,再写司马公,皆为史家直书之典范。在后面,解玺璋批斥陈寿索贿撰史的败行,对有良史之才而无良史之德的陈寿,他甚感痛惜。在解玺璋看来,正直而有良知的史家绝不能做的,就是“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陈寿当是镜鉴,需引以为戒。

画画还是做官?这是陈洪绶面对的第一个人生选择。大明王朝覆灭,个人生死就成了关乎政治伦理的大问题,这是更加艰难的选择。不死、不殉似乎懦弱,可是活着也并不轻松。解玺璋梳理陈洪绶的人生,扣着一个“悔”字,就揪住了陈老莲内心纠结的根由。

做官还是行医?傅山的选择没有太多犹豫。解玺璋描述傅山诗、书、画、医的才学,更赞颂他不合作、不妥协的气节。傅山有言,“宁拙勿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清史稿》称“此言非止言书也”,解玺璋称之为傅山人格的写照。

中国近代史上的夷夏之变,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大考验,他们遭受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王朝更替、忧时决断,个人归去何处,表面上好像就是向谁效忠,实际上却是文化意识的坚守与消弭的重要命题。这正是解玺璋在吕留良篇的末段提醒的。读史,应有历史环境的考量,要有当时当地的合理性。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历史的态度。以后见者自以为是的逻辑,粗率地责骂打倒,或者抬上神位,是不可取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说过,历史学家应具备的美德,必须是“批判、怀疑与想象力”。本书就是很好的例子,证明了历史学家可以如何发挥美德。如解玺璋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评价很高,认为它相当于“三百年前的中国《人权宣言》”,同时解玺璋对黄宗羲的“天下观”、对黄宗羲与吕留良的交恶却有微词。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袁世凯、徐世昌的行为,严复在筹安会的态度以及吕碧城和秋瑾同为争取女性解放的先驱所走的不同道路等问题,解玺璋也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史料自己会说话,不过历史写作一定会涉及选取、编排材料以及顺应书写规则等问题。说到底,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选择性建构,选择什么样的史料、以什么样的方式说话,体现了史学家的治史原则和学术道德。

中国向来有品评人物的传统。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品,要品出智慧。本书大致可视为近代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一个缩影,描绘了特定的鲜明人物,并将其周围关系及事实归纳其中,从而得出了鼎革之际的人与时代的本真生动图景。

(林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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