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书写疼痛的心灵

【http://www.sczx.gov.cn】 【2019-08-13】 【四川政协报】

编者按:

2019年8月5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去世,享年88岁。莫里森一生出版了11部小说,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她还获得过普利策小说奖、法国艺术及文学司令勋章等多个荣誉。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这么说:“我的书是通向历史和预言的出发点。”


1993年,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以其富于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熟悉莫里森的读者都知道,莫里森的小说书写美国现实,但她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她甚至不愿被归入魔幻现实主义,因为她认为这会混淆她的写作源头。那么,莫里森的灵感源泉是什么呢?

代表黑人女性在世界上找到位置

莫里森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87年的《宠儿》,该作品于1988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宠儿》开篇就“闹鬼”。蓝石路124号,游荡着一个幽灵,一岁多的婴儿的灵魂。她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砸镜子、摔盘子摔碗、让家具“嘎吱”作响,在蛋糕上按下小手印,她利用各种恶作剧逼退这幢房子的居民,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可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30多岁的女黑人塞丝却欢迎鬼魂的到来。

小说逐渐掀开层层帷幕,隐藏的往事与伤痛也逐一浮现。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南方重建时期,解放黑奴的法令已经颁布,然而蓄奴制仍然在延续。塞丝怀着身孕、抱着一岁多的女儿,拖着遍体鳞伤的残躯,奔逃在路上。后来,她从窗口望见戴着帽子的白人奴隶主带着奴仆即将到来,在绝望之中用手锯杀死了不到两岁的女儿。

一位母亲,一位深爱孩子的母亲,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竟然亲手扼杀自己的孩子?《宠儿》来源于一起真实事件,尘封在卷宗里的旧事,莫里森读到之后,深深被触动。她为这个被杀害的婴儿起名“宠儿”。姓名是一门玄学,在很多族群的传统里,姓名是个人身份的象征。非洲一首民族史诗里写到:“名字是需要付出的事情;名字不是强加于人的。”可是,当非洲黑人被大批掳掠到美洲,他们的本名很快就被丢弃了,白人往往会给他们一些带有羞辱性的新名字。“宠儿”寄寓了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这个名字凝聚了母亲深刻的爱意,也蕴含着所有葬身在大洋深处和美洲这块大陆上的黑色冤魂的回应。

非洲文化中,包含对灵魂永生的信奉。生前受到冤屈的灵魂,不会轻易消散于人世,所以,“宠儿”必将归来,以幽灵的方式,也以小说后来那个神秘的从水中行来的有着婴儿般细腻光洁皮肤的自称“宠儿”的姑娘的方式,归来。小说里,灵与肉、人与鬼,殊异难分,对于莫里森来说,“宠儿”的形象融合着非洲文化里的生死观念、祖先崇拜。“宠儿”也代表着重生,代表着一种美国经历。塞丝在面对异化的“宠儿”之时,必须重新梳理自己与两个儿子、与小女儿丹芙、与前夫、与情人,与往事、与当下、与未来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她要代表黑人,代表黑人女性在这个新世界找到位置。

文学的使命:鲜活地表现历史

《宠儿》并非追求惊悚效果的鬼故事,“闹鬼”不只是一种超自然的想象方式。爱与恨是人类普遍的情感,莫里森的笔墨勾连幽玄的冥界与残酷的现世,小小的头颅、带血的脸蛋,淋漓的鲜血沿着母亲的手臂蜿蜒,哥特式画面所凸显的意象,尖锐揭露蓄奴制的残酷和恐怖。“宠儿”一家的经历代表着美国黑人最惨痛的苦难记忆,它不该被遗忘,也不能被遗忘。莫里森说,“让鬼现身的真实的目的是弥补那段历史,使记忆更真实”,这是文学的一项使命——鲜活地表现历史。

在莫里森的小说里,女性所受压迫深重,有时不分肤色,根本上还是文化的因素。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叫《最蓝的眼睛》,描写一个黑人小女孩,向往拥有秀兰·邓波儿的蓝眼睛,她以为那样就能让爸爸妈妈不再吵架,就能让周围的人都喜欢她,而这终究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最终,被推至绝境的遭遇击碎了渴望美满家庭的梦想。这部小说也阐释了美式价值观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侵蚀。但是,莫里森绝非倡导黑人主义,而是倡导种族平等。

《天堂》讲述的故事发生在黑人聚居的小镇,小说以9个黑人男子袭击修女院和里面的白人女子开始,揭示了僵化的种族观念也可能导致黑人对白人的暴行,甚至黑人内部也流行肤色歧视,皮肤越黑者越尊贵,而拥有财富的精英黑人同样视底层黑人为蝼蚁。《天堂》里那些死去的女人,她们的名字成为这篇小说的章节标题,每一个女人都重新现世,死者进入生者的界域,时间空间分崩离析,天堂在哪里呢?这部小说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起新闻事件,也是对历史记忆的一种恢复,它指向黑人民权运动里的暴力冲突,指向女性对男权统治的反抗,也指向黑人族群的自我反思。莫里森对此的解释是,“其全部意义就是让天堂从其尊位上下来,让它成为所有人的地方”。

仿佛多声部音乐的结构

《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备受重视的早期作品。它大致上可以看作是一部描写黑人青年“奶娃”的成长小说。奶娃一路走一路寻找金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祖先生活的南方。这个寻找金子的过程暗喻了寻根的过程。在南方弗吉尼亚的蓝岭山丘,他听闻了关于祖父的神奇传说,聆听了儿童吟唱的歌谣,当奶娃找到了往昔的黑人历史和文化身份之后,他就获得了传承,获得了飞翔的能力。非裔美国诗人罗伯特·海顿有首诗歌:“黑夜是一位非洲神/用希望和忧伤编成翅膀/飞回了家/你可曾记得非洲?飞过天空回了家/祖父飞回了非洲/他张开翅膀飞回了家。”飞人形象一直都是美国黑人文化从非洲故乡得到的自由的呼唤。

当布鲁斯悠扬响起,人们很容易被带到久远的往昔。音乐在黑人自我定义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黑人音乐时时流淌在莫里森的字里行间,慰藉着那些充满文化失落感、流离感和碎片感的饱受创伤的心灵。在《爵士乐》的序言中,莫里森说:“爱是永恒的哀悼。”《宠儿》讲述一个人在奴隶制度的压迫和感情扭曲之下,如何珍爱以及珍爱什么。那么,这种感情扭曲后来是如何在一种特定的自由中改变的呢?莫里森说,这种改变在音乐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她认为爵士乐具有预见和引导的现代性,以及不可理喻的乐观,“这音乐坚持强调过去会来折磨我们,但不会将我们套牢”。它要求一个未来,并且拒绝将过去看作别无选择的旧唱片。《爵士乐》同样也是由一桩真实事件触发,这个描述背叛、离弃与人性盲点的故事被放置在仿佛多声部的音乐结构里,莫里森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展示音乐的智力、感性和无序;展示它的历史、它的流变,以及它的现代性”。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往往时间跨度很大,带着超现实的神秘和魔幻色彩,把史诗般的宏大铺陈与个别事件的细致描绘相结合。她还经常利用比喻、象征、荒诞等手法,来增加小说的生动性,语言极富诗意和美感,力求营造文学意境。同时,莫里森也很重视作品的号召力,她屡次强调文学的社会启迪价值,认为有政治意义的文学是有力的。当她提笔之初,她关心广大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命运,后来她的视界超越了种族的范围,超越了不同文化的囿限。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超凡能力、信仰崇拜、神话思维融汇一炉,解析美国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在审美与价值观上的冲突,阐释当代人对文明、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成为莫里森作品的重要命题。托妮·莫里森以“黑人女作家”自豪,这个特殊身份赋予她不同凡响的超能力,她是黑色皮肤的“女巫”,穿透了各种壁垒。

林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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