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兴诚银行的两步险棋

——读《近代中国民间银行的诞生》

【http://www.sczx.gov.cn】 【2019-06-13】 【四川政协报】

1171年,世界上第一家银行意大利威尼斯银行成立。1897年,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15年,聚兴诚银行在山城重庆成立。从时间节点看,中国金融发展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西部又大大落后于率先开埠的东部沿海地区。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林幸司通过对西部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的解析,揭开了近代中国民间企业与现代管理制度的碰撞与接轨的阵痛。

作为西部最早也是最大的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从成立到公私合营仅生存了38年。38年间,聚兴诚银行在杨氏家族带领下,既发迹于“富贵险中求”,也因此而被苏浙银行“倒逼”回四川。有人说,商业就是一场冒险,虽然没有什么“冒险”可以模仿,但聚兴诚银行两次“冒险”的经验和教训还是值得回味和总结。

“冒险”赚得第一桶金

聚兴诚银行创始人是杨文光,但真正推动者则是其三子杨希仲。与生于山城、长于中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父辈明显不同,杨希仲曾留学日美两国。

聚兴诚银行成立前,其前身“聚兴仁”商号便依托各路帮派的内在纽带,实现了发展壮大。严格意义上讲,近代银行是“舶来品”,无论是盛宣怀力推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还是聚兴诚银行,都是学习外国经验的结果。不过,带有鲜明西方市场经济色彩的近代银行落地西部后,不可避免会遭遇到水土“调和”之困。

杨家此前对时局发展有着惊人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杨家断定清朝必将覆灭,于是没有像其他在渝商户那样躲避辛亥战火,反倒大肆收购市场上甩卖的商品和票据,仅此举便大赚60万元。聚兴诚银行虽然是在喝过“洋墨水”的杨希仲鼓动下成立的,但斩获“第一桶金”的功臣却是秉承父亲经营衣钵的五弟杨粲三。

1917年,杨粲三得知刚刚进驻重庆的直系军阀曹锟的旅长李彪臣部带有饷银100万元。急于揽储的杨粲三积极接触,终成功揽得此笔存款业务,并因此得到强有力的军阀作后盾。聚兴诚银行的“第一桶金”看似来得极为容易,但是一步险棋,聚兴诚银行后来的经历充分表明,它既得益于与军阀的关系,但后又常常被军阀拖累。1926年,军阀杨森将万县分行的全体银行职员绑到县政府,要求借款。“据说,各军阀的这种借款金额总计150万元。”

商业因利而生,自然会逐“势”而存。军阀混战年代,军阀虽可以成为商人的保护伞,却也会频繁对商人“割韭菜”,何况,军阀提供的保护极为有限,特别是当自身遭遇外部巨大压力时,商人很可能成为他们“断腕”自保的优先选项。1934年,聚兴诚银行的“运银事件”原本得到军阀刘湘的默许,但当刘湘遭到国民政府的指责压力时,突然调转“枪口”,将矛头对准了聚兴诚银行。

聚兴诚银行的遭遇并非唯一,只不过因其“家大业大”,更惹人关注罢了。

“险”闯华东终折翼

聚兴诚银行得益于码头经济,但随着长江水路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因遭到军阀频繁骚扰,其“出走”再正常不过。

聚兴诚银行的发展路线之争,也是“洋派”和“中派”的观念之争。作为西部长江水路的重要门户,重庆虽然地位极其重要,但毕竟经济发展远滞后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沿海城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银行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这些银行主要集中在东部。从大的发展形势上看,聚兴诚银行要想做大做强,加入东部乃必然选择。

然而是否“出走”,杨家内部矛盾尖锐。“杨希仲与杨粲三毕竟成长背景不同,学养气质差别较大,两人自合作之初就对如何扩张家族生意,屡有分歧。杨希仲素有发展资本主义集团企业的志向”,而“杨粲三久居内地,宗法思想较浓,主张以银行业务为主体,巩固家族根基为重心”。虽然董事会选举,杨粲三表面上大权旁落,但他仍以创始人身份对决策施加巨大影响,特别是对总管理处迁移上海一事持坚决反对态度。

众所周知,商人讲究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走出西部,聚兴诚银行面临的竞争对手可能更多更强,但其选择尤其是规避外力风险如军阀干预的能力也必然大大加强。聚兴诚银行的另一个转变还在于,从过去努力依附地方军阀转向努力靠近国民政府。这种转变也确实为他们赢得了回报,“战(抗战)后,更获国民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可经营外汇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

重执重权的杨粲三在失去杨希仲的掣肘后,决策反倒更加刚愎自用。1930年蒋阎冯大战期间,杨粲三大做“空头”,最终掉进苏浙财团和“北四行”围剿的包围圈,不仅将先前所赚尽数吐出,还倒亏130万元,聚兴诚银行自此一蹶不振。

强烈的挫败感,迫使杨粲三选择更为保守的收缩战略。抗战结束后,在九弟杨季谦的带领下,聚兴诚银行二度转战华东,虽然时移世易,但杨粲三的守旧思维毫无松动,最终导致他二度与手足分道扬镳。

无论外部矛盾还是内部矛盾,根本上是聚兴诚银行守旧与立新两种思想的对立。对于强烈依托地域关系起家的聚兴诚银行,敞开怀抱并非易事。有一点也许能说明问题,1937年的董事会选举9名董事中,虽有6名是杨家以外的人,但聚兴诚银行最终还是代表守旧势力的杨粲三占了上风。

两步险棋的天壤之别

聚兴诚银行的两步险棋,既是时代的折射,也是其发展观念的折射。

前一步险棋之所以大获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人际关系的精准拿捏。不过,军阀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赚的,本质上是个“烫手山芋”。

后一步险棋之所以失败,虽然同样有“押宝”成分,但对杨粲三而言,此时局非彼时局。

林幸司指出,“聚兴诚银行在名义和实际上都向西洋股份银行的形态过渡”“全盛时期的聚兴诚银行,其地位不逊于中国通商、四明、上海商业和金城等民国‘四小行’,故银行界有‘无聚不成行’之誉”。

从后发优势角度看,近代中国银行似乎一度具备弯道超越的机会——“中国银行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近代银行制度”。但先进制度能否成功落地生根,与社会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习惯走“人际关系”路线的传统商人,关系制造利益如果比竞争来得更快更丰厚,自然会缺乏专注竞争的动力。更何况,聚兴诚银行从诞生至合并仅38年,其间大部分时候是整个社会局势动荡之时。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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