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的历史和历史的田野调查

【http://www.sczx.gov.cn】 【2019-01-25】 【四川政协报】

史学的田野调查很可能肇端于司马迁

“史识已如雨中萤焰,明灭几微。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司马迁辩求史实的精神及其方法给予的高度评价,历来多被征引。这些评价里隐含着这位博学鸿儒对史传文学理论的清晰洞见和深刻认识,具有“昭若发蒙”之功用。

钱锺书先生所看重而激赏的司马氏精神,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即将治史学的严谨态度提升到治哲学的高度上来,这是钱锺书先生打通文艺学科理论中的重要一环。

第二,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钱锺书先生虽不以史家见长,但具有史家的卓然之识。两语皆关涉治史的方法论问题。“裁”当然是“裁定”,“择”当然是“选择”。裁定的方法论里究竟包含哪些内容,钱锺书先生没有深入和展开,历来史家虽然操持各异,但一定有一以贯之的通用方法如田野调查被奉为圭臬。

第三,卓识巨胆,洞达世情。这是讲作为史家需要具备的思想境界和眼光,此点也最为难得。钱锺书先生不吝用最好的语言来赞美司马迁,认为其“卓识巨胆,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夫知之往往非难,行之亦或不大艰,而如实言之最不易;故每有举世成风、终身为经,而肯拈出道破者鲜矣。”这样的境界和眼光,让司马氏的史传文字往往精准而深刻地洞悉人性,使他的文字但凡涉及到对人性的烛照,即便在今天也能经受住考验。因此,我们似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司马氏作为史家在思想境界和眼光上的先验。

另外一个方法论上的先验,来自于司马迁的“二十壮游”,这可看成司马迁为将来的太史令使命做精神上的准备。在《太史公自序》里,他写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田野考察的足迹跨越了陕、鄂、湘等九省区。在这次影响深远的壮游里,司马迁以史家的自觉性和敏感性,搜求遗文古事,足勘山川风物,并多与当地乡民交谈。其中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察看历史遗迹,印证历史记载,为写作《史记》作准备。

二十壮游之后,司马迁很快又有了一次田野考察的机会。“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其地域大致包括今日云、贵、川、陕、甘等省,具体位置据考证,可能是今日四川宜宾以南、成都以西以北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也为他在《史记》中首开民族史传奠定了坚实的田野基础。

这极有可能是中国史学田野考察的两次起源,在人类学科还没有任何萌芽的迹象的远古时期,司马迁的实地考察为后世文化人类学作出了很好的示范。钱锺书先生所谓“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可能也隐含着一个更为有价值的史学论断,即史学的田野调查,肇端于司马迁。

中国田野调查的理路和方法

基于人类学概念而提出的田野调查,最早是英国人哈登提出的。但更早于他之前,就有博物学家、动植物学家将“野外作业”作为其开展学术研究的有效手段之一。从时间点来看,司马迁的“野外作业”很显然早早领先于前。因此,我们也不妨用博物学和地理学而非后来的人类学观点来看待司马迁早期的田野考察。

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黄剑波的回顾,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大学体系的发展,田野调查对“摇椅上的理论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批评,“实地调查也成为越来越被认可的研究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马林诺夫斯基推动的“田野调查革命”为后来的田野调查工作提出了三个具体的要求,被称为“田野调查的三大基石”:其一是“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二是“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人介入”;三是“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

将这“三大基石”和钱锺书先生所推崇的司马迁史学态度相比勘,不难发现它们的异同之处。第一,马林诺夫斯基所谓“学者目标”,其实和司马迁所持有的史学态度切近;第二,马林诺夫斯基所谓搜集、处理和核实的证据,即司马迁所谓的“前载之不可尽信,传言之必须裁择”。而马林诺夫斯基所未谈及的,恰好是钱锺书先生最为看重的治史核心,即作为史家需要具备的“卓识巨胆,洞达世情”的能力和眼光。

随着时光推进,较为系统性的基于人类学学科标准的田野调查方法已渐臻完备,显露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抛开人类学给予田野调查的桎梏,仅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来观察,中国的田野调查尽管也不免受到西方思维的影响,或者说受惠于西方的贡献,但自有中国的理路和方法。即从思想高度而言,中国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田野调查”应不局限于具体的地理场域。费孝通先生的观点颇资证明。他指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这种学术指向,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因此,中国学者从历史和文学角度进行的田野考察,大可不必完全照搬西人的思维,而应注意中西的打通和结合——这当然也是钱锺书先生所坚持的学术态度。

以《踪迹史》为样本

藉由对田野考察的历史的梳理,尤其是中西方法的比较和融通,我试图为当下作为历史的文学书写和作为文学的历史书写,寻找到一个标准的田野调查范例——即作为历史的田野调查的文学样板。蒋蓝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丁宝桢、骆秉章、王闿运等交错的晚清西南》适时地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

具体而言,《踪迹史》的样本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历史的田野考察定位于文学的田野考察

“在写作过程中,我希望用一种‘文学田野考察’之法,成为文学侦探,去追寻唐友耕的踪迹,用他的踪迹来盘活四川处于‘多事之秋’的断代史,纳历史考据入文学叙事……”这种文学的田野考察,蒋蓝表述为“向山河与民众求知”,他认为他“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官场文牍、稗官野史、江湖切口、烟帮密语、袍哥茶阵、天府客家用语等构成的专属空间与特定时间”中。蒋蓝在充分收集、阅读了上百种志书、文史资料之后,深入到“江安县、长宁县、兴文县、高县(含庆符县)、水富市、盐津县老鸦滩、大关县、鲁甸县以及西昌市、乐山市、雅安市、犍为县、名山县、洪雅县、丹棱县、眉山市、青神县、石棉县等地,单是横江镇和安顺场就去过三次。”这样的收集、阅读,使《踪迹史》作为历史的文学书写有了宏阔的气象,“人迹”“史迹”与“踪迹”的互嵌使《踪迹史》跳出了个人传记的历史局限,而在四川官场史、军事史、民俗史、植物史、道路史、城建史乃至风化史上,都有了清晰的呈现。

二、以信信疑疑为要务,注重对历史传闻的裁择

这关涉到非虚构写作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踪迹史》中,蒋蓝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在最贴近真相的民间语境里逼视事态,为读者修建一个呈现事情、凸显真相的平台”,这是他努力想要达成的目标。

对“四重证据法”的娴熟运用,也同样成为蒋蓝判别历史信信疑疑的重要方法。在《踪迹史》里,蒋蓝对学术标准意义上的传世文献、新出土的文字材料(甲骨文、金文和竹简石刻等)、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等民间活态文化、文物和图像这四重证据进行了符合他田野调查实际的调整,对稗官野史的重视、特别是引用很多不见于史料的碑记和当地老人的口述,成为他推演“踪迹史”的重要方法,以此突破传统史学研究单纯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限。进入到田野中,他很快发现很多文献记载是有问题的,即便是史学权威,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习惯根据纸上的材料进行历史的推演。比如《踪迹史》中谈及石达开渡河的一个点位问题,很多文献记载是错误的。蒋蓝也因此坚定地意识到:民间的东西并不是不科学,不能因为没有专家的认可就被证伪。

《踪迹史》中写到石达开在横江镇举行的一场誓师大会,这是不见于任何记载的一件大事,这也是老百姓回忆的,蒋蓝认为这值得采信,原因即在于它完全符合石达开在战前要进行一次作战动员的心理动机。当然,也会有人说这是孤证,很难有其他证据和它形成一种互参关系。那么,孤证是不是就没有意义,或者没有价值?蒋蓝认为它们是有价值的,所以,他才非常正式而且隆重地把它们请到了《踪迹史》中来。

三、对“踪迹史”的大胆提出和文本实证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蒋蓝提出“踪迹史”这个史学与文学结合的新鲜概念,至今尚未引起重视。尽管《踪迹史》还不足以让蒋蓝成为史家,但其史学概念的创造性提出以及《踪迹史》作为“踪迹史”的文本实证意义不容忽视,其价值在将来一定会被证明。他在《踪迹史》修订本自序里论述所及的“踪迹史与传记的分野”,可以作为“踪迹史”这一创造性概念提出的学术支撑。《踪迹史》一书中,通过踪迹史,带出了更为宏阔的官场史、军事战争史、执政史、民俗史、风物史。

单从空间踪迹的推演方法来看,蒋蓝的实证文本也有很多可贵的先造价值。《踪迹史》中涉及的人物踪迹,涉及到田野调查中无数的空间点位转移,涉及到大量当地的风俗、地理学知识,还有物产,蒋蓝不嫌累赘,都把它们纳入到“踪迹史”的考察范围,这当然会让很多读者产生阅读的顿挫感,觉得作者的书写太过庞杂,甚至会认为这些繁枝和主干之间并无很高的关联度。比如涉及到高县的兰花问题、紫打地为什么是产蔬菜的地方等等,蒋蓝在文本里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这种解释,即是空间踪迹和对所考察人物的情感踪迹的交互作用。历史人物行走的地带,必然构成了一个风物地带、民俗地带,这些风物和民俗让踪迹的考察更丰厚,更值得信任,这就跳出了简单的只是根据历史人物的传记进行对应踪迹考察的考证方法。事实上,一般的传记自然不会涉及到蒋蓝在《踪迹史》中大费笔墨书写的风物和民俗。如他写大坝高装,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根据当地的记载,这个非遗跟石达开妹妹死在兴文县有关系,为此,蒋蓝不惜笔墨将其打捞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蒋蓝显然经过深思熟虑。这个考虑,即他在《踪迹史》写作里提出的一个崭新命题:空间转移的踪迹和情感转移的踪迹构成的“踪迹史”,能否盘活一个断代史?

为将他所讲的“踪迹史”区别于德里达的“踪迹论”,蒋蓝也申明,他所谈论的踪迹是形而下的,是肉身化的,接近刑事案件的侦破术。“踪迹在此既是进入事件主体过程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是衡定历史的物证。”不愿被西方思维束缚的态度昭然若揭。

有时候,先验者总是很孤独的。司马迁的孤独在于,他的田野考察,相隔了若干世纪,才渐渐形成了一个学科;而蒋蓝的孤独却恰好在于,他抛弃了人类学在田野考察上给予他的限制,在中国历史传统的田野调查里,找到了文学与历史融通的跨文体表达:《踪迹史》作为一部旨在恢复汉语传统文史哲三位一体的跨文体之书,它的出现,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庞惊涛)

0
X
选择其他平台 >>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