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园冶》研究的两项尝试——读《<园冶>与时尚》

【http://www.sczx.gov.cn】 【2018-11-08】 【四川政协报】

作为中国首部园林建筑专著,明代文人计成撰写的《园冶》在中国园林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后世对《园冶》的研究论述数不胜数。尽管如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历史学博士康格温的这部《<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仍然值得一读。

康格温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卓有成效,他的专业领域主要是中国艺术史与社会文化史、明代物质文明等。《<园冶>与时尚》是他的长期研究成果,既谈到了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哲学思维,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园林作为社交场域的文化认同意义,不过这些命题算不上创见,《<园冶>与时尚》的价值,主要在于对《园冶》版本以及明代园林的设计师——叠山师的探讨。

《园冶》很重要,所以不仅要研究书里讲到的内容,研究计成和他所代表的阶层的生活,还要研究书籍本身的流播。而这恰恰是历来《园冶》研究中付之阙如的。

康格温指出,在《园冶》的整理与翻译方面,日本较中国为早。因日本保存了《园冶》的钞本与刻本,目前所知最完整的明崇祯刻本即藏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园冶》引介至西方,最早是经由1949年瑞典造园学家喜仁龙(Osvald Sirén)所撰的Gardens of China(《中国花园》),大量引用了《园冶》的资料,从而传播了《园冶》和中国园林的理念。康格温广泛收集资料,借助当代期刊和学人的论文,对这两个方向的途径都做了一番梳理。对《园冶》在清代输出日本的记录,他做了列表分析,认为日本的《园冶》版本共有四种名称,即《园冶》《名园巧式夺天工》《夺天工》与《木经全书》,其名称之所以不同,要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结合。此外,他对前人研究《园冶》之待商议处,以及当今《园冶》研究中的版本问题,都做了有力度、有深度的考证。这类探讨很有学术价值。

本书的另一项重点,就是康格温对明代园林精致化的推手——叠山师的社会身份与重要性的关注。中国的园林建造,向来就注重以园林体现人的情怀,营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古代有很多诗人、画家都是兼职造园师,比如唐代诗人王维建成了辋川别业,还有中唐诗人白居易、北宋诗画家晁无咎、元代画家倪云林等,都曾以诗人或画家的身份主持建造私家园林。不过,直到明代,以造园为职业的专业造园师才出现。

康格温对明代文人叠山师的专题分析,可谓填补了文化史研究的一块空白。他从“叠山”这种造园技艺入手,说起明代人的重视,造就了“叠山师”的大批出现。叠山师是“能主之人”,也就是说,与一般工匠不同,是能够主持园林兴造计划的人,是具有美学理念、懂得因借体宜之道的“得人”,对园林的布设有全观性的安排规划,能绘制平面设计地图,还能协力工匠完成施工细部,比如康格温举例的跨明清二代的张南垣。叠山师行业的兴起,与宋徽宗时期艮岳的营建有关;他们名声、地位与受尊重程度的变化,其实说明了宋元明清文人商业观念的变化。宋代周密记载称其为“工人”,明代王世贞则称其为“山师”,好的叠山师还有美誉,比如陈似云被称为“善手”。到了明代中晚期,叠山师还按照地域被划为苏帮、宁帮(南京)、扬帮、金华帮、上海帮等,他们的统一特点都擅绘事,且胸中有丘壑,收入颇丰,千金难求。从个体到群体,从卑下到尊崇,转化的过程不正是历史的一种折射吗?

《园冶》的作者计成以文人、画家的背景而成为造园专家,并且写出了有分量的造园专著,结合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对叠山师进行一番全面且具有历史纵深观察的研究论述,这是相当有意义的。本书做了初步尝试,也只是书中的一部分。若能以叠山师的视角探讨如何相地、立基、建屋、列架、装折、砌墙、铺地、选石,把中国园林建造理念,把文化观念的更替与变化都融入进去,想必更紧凑也更有趣。

(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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